徐州开始发展，虽然因情况特殊，难以像辽东沛县那样全方位的改革，但在众人的智慧下，还是找到了一条较为合理的办法。
先是张昭上表带头鼓励劝农桑兴工商，正所谓容容熙熙，皆为利谋；熙熙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善为国者，天下下则我高，天下轻则我重，天下多则我寡，沛县之兴，商也，而商之本，农，农也，农兴，则百物蕃而利源可浚也。
而在张昭上表后，孔融、张纮诸人陆续上表支持，尤其是国渊，更是洋洋洒洒写就一篇上均田令：
臣闻量人画野，经国大式；邑地相参，致理之本。井税之兴，其来日久；田莱之数，制之以限。盖欲使土不旷功，人罔游力。雄擅之家，不独膏腴之美；单陋之夫，亦有顷亩之分。窃见州郡之人，或因年俭流移，弃卖田宅，漂居异乡，事涉数代……
国渊均田令通篇只有一个宗旨，就是井田制难以恢复，又无法像沛县土地改革，经过他在徐州几年的劝农，认为眼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实施均田，为日后全面实施沛县土改做准备，而要实施均田，就应该再次丈量土地，（以前虽然丈量，却并没有包含广陵，后来收复广陵，又从广陵抽调人口补充徐州各郡，所以土地使用的真实情况并不太清楚，至于有没有官吏以公谋私更是不明）所以要实施均田，就必须要调查清楚每家人丁数量与土地到底有多少，使给他们分多少种多少能有个标准，要使劳力和田业相一致，这样徐州平民就能够获得养活自己的能力，而豪门大家也不能从多余的土地中得到盈利。至于主公（原本属于天子）的沼泽湖泊，则与沛县一样，可以平均地分散给亿万百姓；大山小山，每家每户都能得到一点了。
沛县土改之所以最终成功，甄豫的建议至关重要，以为他本身就是富户，明白限田鼓励工商的关键是与大户没有直接的厉害关系，很简单一点，官逼民反，却从未有富户逼反百姓，关键在于，富户就算在扒皮，他都需要百姓替他创造财富，所以他不会真的去逼死百姓，至少会给他们一点希望，哪怕是终身为佃农，可徐州真要施行均田的话，所有百姓都得到了田地，那么富户家所掌握的大量田产便没了百姓耕种，到时必然要出乱子。
虽然徐州大户糜、陈、张三家已经支持，但别忘了，汉朝本身就是一个豪族的时代，就刘澜自身还有大背景下，他并不想也没必要赶尽杀绝，从后世的经验来看，打倒土豪劣绅并没有真正的长治久安，反之由‘无赖’取代乡老管理乡里农村带来的负面效果更甚，最少乡老为自己的利益不会将百姓逼死，而无赖却会因自己的利益喝血吃肉。
刘澜将张昭、张纮、陈群、国渊糜竺、甚至是简雍与陈登都招到了徐州城，将自己的一点看法说了出来，立时引起了屋内众人的热议，简雍头一个发言，那就是将沛县的改革全部在徐州施行，在他看来，徐州的彻底平定，也是该加快对徐州的彻底改革了。
简雍资格老，就他来讲，刘澜帐下除了东莱太守阎柔与辽东郡丞田畴外，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三号人物，当然这一观点有他自己吹嘘的原因，毕竟他是追随刘澜最早的几人之一，只不过这在张昭陈登这些人看来，刘澜帐下虽然有论资排辈的传统，但那只是军队里的一套，而且就徐盛选贤与能后，这样的风气正在改变，所以就才干来说，简雍排第一确实没有这个资格。
陈群第一个发表了自己的意见，一句话，不同意，沛县试验是成功的，但刘澜入主徐州时同样也说过沛县的改革还需要时间检验，最少三年，若有成，则在徐州推广，而他现在依然是这个想法，或者说更支持国渊，先在徐州展开均田更稳一点。”
“徐州施行新政时不我待，卑职赞成简郡守之意，新政刻不容缓！”说话者乃治中从事萧建，东海人，臧霸投降后接替其为琅邪相，治莒，后为徐方所替，因才能而入郡守府为治中从事，主州府文书案卷，掌府内事物。在另一时空，他在吕布入主徐州后依附吕布，但被臧霸所破。
别驾糜竺起身，道：“萧治中所言不错，既为良法，就当尽早实施，惠利徐州。”糜竺的算盘打的很响，在徐州，新政推行成功，那自然有他的一份功劳，可如果出现偏差，就和他没多大关系了，先说新政，他在百姓中有另一个称呼，叫做子尼之政，而子尼便是国渊的字，可事实呢，新政却是以刘澜牵头，国渊说白了和简雍同为实行者，可国渊这傻小子却获取了本应该属于刘澜的功绩，当然这是因为国渊在沛县典农校尉却是干得出色，受民爱戴，自然刘澜也就极其大度不去计较，可是别忘了，你受到多少的荣耀，就要承担事后成倍的风险，现在国渊是风光，可是一旦再徐州推广新政出现任何一点差池，哪怕只是些许弊端，引起百姓不满，那这个责任可不会是刘澜这位真正的改革者去替你承担，而是子尼之政的本人国渊要承担的责任。
而糜竺之所以会有这些私心，却是因为他与陈群的关系不太好，两人一个是徐州第二人，在官职上，糜竺是别驾从事，州牧府内官位最高的属官，仅次于刘澜，总理着一州政务，而陈群则是徐州城的县令，掌管着徐州一县的政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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