宁夏镇城。
一场蓄谋已久的兵变刚起头。
变兵只是冲进巡抚衙门，吓得巡抚王楫越墙而逃，冲击总督官署，使总督奔出城外。
还没来得及拉拢更多卫军加入兵变，就被盘踞于镇城附近的大量客军以雷霆之势迅速镇压。
变乱仅持续两日，客军在镇城街道杀的血流成河，数百变兵成了扔在城外的无头尸身，洪承畴再度回到了他的总督衙门。
除了跑掉一些军官，宁夏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。
但更多看上去影响深远的事情，就在无声无息之间被洪承畴暗地里办妥了。
左良玉忙着追捕通缉有煽动叛变嫌疑的将领，曹文诏忙着给跑了的人抄家。
曹变蛟作为人形兵器提长刀护持在洪承畴左右，把留在镇城的卫官吓得瑟瑟发抖。
张应昌则挨家挨户统计田产，人不在的就直接收归都司，人还在的一番恐吓再收归都司。
平原上有秦、汉、唐诸渠灌溉，粮产最足、不惧亢旱的最好屯地八十余万亩良田，就这么上了总督府的官籍。
总督衙门随即将公文下发全境。
首先免除对军户的入卫班军等徭役、禁绝武将私差等命令。
其次今后采用按地折亩的征税方式，将田地分为五等，一等地一亩算三亩，五等地三亩算一亩。
在此基础之上，不拘军田民田，每亩均征粮一斗二升、马草三斤、银六分。
尽管这在宁夏上层带来巨大的震动，但将此次田地持有人变更的动乱，下沉至那些真正种地的军余家眷与佃户身上，却并没有什么重大影响。
明代的亩，就和石一样，是一种复杂的计量单位。
有时候它可以简单化，而在有的地方有的时候，又会变得非常复杂。
就比如按地折亩这种早就存在于广大地区的地方性政策，
按地折亩，是明代早就存在于部分地区的地方性政策和计田方式。
有的地方，执行这样的政策是为了多征，就比如正德年间宦官刘瑾变法，派遣大理寺少卿周东等人到宁夏丈清田亩，这几个屌人为了讨好刘瑾，简单粗暴把宁夏的地一亩按两亩算。
有些地方，执行这样的政策是为了公平，比如明初山东青州田地丈量，肥地一亩折赋役地三亩，稍次一亩折二亩，又次者一亩折一亩半。照地折亩，按亩征粮，以为重轻等准则。
也有些地方，执行这样的政策是为了少征。
就像嘉靖年间的河南裕州，膏腴之田，以一当一；平石冈田，二而当一；冈石山田，三而当一；冈石山坡，五而当一；山石陡坡，十而当一。
甚至在一个地方一块土地，不同的年份不同肥沃情况以及不同的主官，它的折亩算法都会有所不同。
相较而言，洪承畴的按地折亩并不出奇，甚至因为另征马草银钱，反倒征粮还比较少了。
最关键的是，他的命令让人迷糊。
既然你准备出台这样的政策，还费劲得收地，把人逼得哗变做什么呢？
这是因为不把肥沃土地抓在手上，洪承畴的一等地折三亩算，就会遇到很大阻力。
反而先动了兵，把一等地和二等地都收上来大部分，宁夏军民手上的地都是一亩按一亩算，甚至两亩按一亩算的田地，就不显得他征收额数高了。
有了这个，洪承畴立即着手重新整编军队，编制了三镇十三营，就连三个文官都编进军队当参将了。
曹文诏为中镇总兵官，辖宁夏河西兵备丁启睿、曹变蛟、白广恩、冯举四营。
张应昌为右镇总兵官，辖宁夏巡按周一敬、柳绍宗、相希尹、郑嘉栋四营。
左良玉为左镇总兵官，辖宁夏河东兵备葛汝麟、徐勇、王允成、周仕凤四营。
外加总督标营丁自珍，共组建三镇十三营。
这支员额三万三千人的大兵团，十三个营，就没一个满编的。
不过这对洪承畴来说不是问题，他让将领们从宁夏诸卫的旗军当中募兵，把营兵额补满。
这一道道法令行云流水，在两日之内一连串地颁布下去，让人很难不怀疑，洪承畴是不是蓄谋已久。
十二个营都在风风火火地募兵，只有徐勇追刘芳名没追上，跑到南边跟杨彦昌隔着边墙斗智斗勇。
洪承畴收到消息，在总督府气坏了。
他妈的让你追击叛变将领，没追上那不走漏消息了吗？
走漏消息也就罢了，你好端端的跑去惹刘承宗的人干什么？
那刘承宗是属狗的，你就算不惹他，他都说翻脸就翻脸，你还跑去打他的边墙！
偏偏，洪承畴不敢骂左良玉。
天底下就没几个人敢管左良玉。
这个无法无天的家伙，也就是年轻时候去辽东当兵了，他要是到陕西当兵，一准比张献忠还张献忠。
因为左良玉脑子的问题，是不屑沟通。
宁远兵变那年，左良玉也在辽东。
正常的客军欠饷，第一找长官反映问题，反应完了一部分人就偃旗息鼓，另一部分气性比较大的，则会选择越级要说法。
也就是找巡抚。
这些性急的兵将凑到一块，巡抚还没钱，有胆大的一动手，大家就把巡抚揍一顿。
到那时候，事情就是可大可小，往小了说把巡抚打伤，算兵变；要是失手把巡抚打死，那就算造反。
这是正常流程，也是正常人心里有了诉求和怨气，解决问题的方式。
从积压怨气，到交流、发泄，直至演变为暴力，存在逐步升级的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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